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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潇和我是同一年被分配到渭河边一个叫渭南的乡村师范当教师的，他教语文，我教美术。记得刚到那里不久的一个晚上，雪潇敲开我的房门，让我给他的油印诗集《三月诗选》做插图。也就是这一叠厚厚的诗稿，让我初识了他的诗歌，同时也和这位整天怀抱足球大大咧咧的诗人雪潇成了多年来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当时所在的学校环境偏僻，周围除了一个小镇、一个小火车站，再就是一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古老渭河。由于这儿与外界的相对隔绝，注定了在上大学时就已经与诗歌结缘的雪潇将以天水师范学校更大的虔诚皈依于诗歌。
　　在这个小小的乡村师范，当时也颇有几位诗歌高手，如现在盛名的周舟、欣梓以及后来从事教育学研究的董建稳等。雪潇常常把自己的来到渭南称之为“落草”，把朋友的新来称之为“入伙”，也常常把他们的友谊称之为“啸聚”。他们看在诗的面子上一见如故，办诗报立诗社闹得不亦乐乎，他们也确实成了多年后方圆数百里的诗歌英雄。他们为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像山花野草之于大地的贡献。
　　此后的好多年里，雪潇除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的诗歌写作也像渭南乡村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散见于一些文学报刊。
　　写诗写久了，诗人和语言的关系变得紧张，就像琴弦越拧越紧，而写散文对诗人是一种平衡。一般说来，诗人写散文不怎么费劲，就像细木工钉个板条箱一样。（北岛在台湾版散文集《蓝房子》后记）也许是因为上述同样的理由，雪潇也渐渐地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逝者如斯夫，我们离开渭水之南的乡村已有十年了，十年里，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少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弦易辙，雪潇也不例外地自有其荣与其辱，但是雪潇却依然以诗歌的方式行走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上，而且更加坚定。他曾经在文章里说我的画画是一种“生命的呼吸”，仁者见仁，同样，能见仁者，自己当不乏仁心，我以为雪潇的诗歌和散文自然也是他生命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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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读到也读得最多的，应该是雪潇的诗歌。
　　古人云；“诗无达诂”，意思是说诗歌是无法解释的，一旦解释，其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所以，我很少评说他的诗歌。我相信“诗言志”，因此，我的阅读仅限于了解诗人的志趣和心声。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写到：“事实上我是不懂得诗歌写作的，我之所以阅读诗歌，是因为我热爱诗人，我认为他们通音律，知天籁，懂鸟语，是天之娇子。”我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感受：诗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是语言得以承接延续的密码。在一个曾经被称为“诗的国度”里，诗人是授命于诗歌之神，但却又是行走于浊世的优秀的歌者。闻者因此而口口相传，以成教化。然而，歌者如今在为谁而歌呢？就连大学中文系学生都不愿翻看《诗刊》的境遇下，雪潇居然到现在还在写作诗歌，他甚至认同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语诗人策兰的一句话：“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什么都没有。”雪潇的诗歌创作也不是没有遭遇过来自外界的嘲讽与来自内心的困惑，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放弃。应该说这种对于诗歌命运的痛苦思考并不是雪潇的个人困惑。诗人北岛面对当下诗歌的式微，反思八十年代初他的诗歌写作时自我解嘲说，“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了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阿多诺不是也如此认为么：“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是他后来还是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能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显然，在他看来诗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诗歌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痛苦而叫喊的诗歌，一种是因为幸福而歌唱的诗歌。雪潇终于没有放弃诗歌，反而是更深入地——也许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前进到了诗歌世界的腹地，于是关于诗歌对于雪潇的意义，显然是不须再加怀疑的，于是我常常在想的却是：雪潇的诗歌属于哪一种？是痛苦的叫喊，还是幸福的歌唱？